严复：文明播火者，启迪民智人

民国肇始之际，在学界有两个人很有意思，一位是留着辫子，有着13个博士头衔的北大教授辜鸿铭，就是那位一心想将中华国学精粹介绍到西方的国学大家。

另一位也在北大，那可是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也留着辫子，一心要将西方先进理论引进中国的严复。

一个由里及外，一个由外及里，一般的模样，一样的习气，都如同行走的千年古董，可是，谁也不可否认，他们都是那个“从旧时代跨向新时代”的精英，学贯中西的弄潮人。

相比之下，严复的名气要比稍小几岁的辜鸿铭大得多，大学者梁启超评价严复说，他“于中学西学皆是第一流人物”。

一提起严复，人们脑海中立即会跳出《天演论》，并且还伴随着如翻译家，教育家等诸多的头衔，作为一位在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

严复是一个相当矛盾之人，作为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他却是位保皇党人，他提倡用西方科学文明来影响和改造中国，却又对中国五行的风水学说精研入迷，他一边著书立说，开启民智，自己却在沉浸在“福寿膏”的幻觉中，腾云驾雾。

船政学子严复重归故里

最可笑的是，他学贯中西，却醉心于科举，位极人臣之时，还为清廷赏给他的一个“进士”功名而兴奋不已，“报捐同知衔”，也就是花银子买了个享受知州同等待遇的虚衔。

他立马印在自己的名片之上，四处炫耀，难道他不知道曾国藩和左宗棠写的那名联 ，“替如夫人洗脚，赐同进士出身。” 也不知道他为何对这买来的名头看得这般重要，也许，他数次科举的铩羽而归，让他对此是病态般地追求了。

严复，字几道，1854年出生于福州一中医世家，13岁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23岁时同萨镇冰等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一起，赴英国学习海军，在他的同学中，有着后来将中国拖向黑暗深渊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1878年，严复、萨镇冰等中国第一批赴英留学生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师生合影

他于英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后，便回国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旋即被李鸿章挖去北洋水师学堂，一路重用提拔，官至学堂总办，即校长，学生众多，其中有后来的民国总统黎元洪。

严复前期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了两个贵人，一个是在福州时的沈葆桢，此人是林则徐的女婿，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并负责督办南洋水师，而正是他的识人，让严复在福州的学习及后来赴英国留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个是大清国首位驻外大使郭嵩焘，此人是湘军元老，进士出身，眼光独到高远，由广东巡抚转入总理衙门，在任驻英公使任上结识严复，遂为忘年交，对严复开阔眼界和思想转变、提升都帮助极大。

严复在建设大清海军的过程中贡献巨大，他历二十余年在海军任上，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除了那些留洋回来的以外，其他各级海军军官皆出其门下，可以说，他为大清海军的建设是呕心沥血，勋业卓著。

但是，甲午一战让严复痛心疾首，据他在日记中记载，他每每半夜起来嚎啕大哭，几不欲生，为此，他决定以变法图强来强国富民，以开启民来提高国民的思想意识，于是，他将主要精力放在系统地介绍外国先进思想的道路上来。

他翻译的著作俱是时代之精品，其中有亚达·斯密的《国富论》、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约翰·穆勒的《逻辑学体系》等等，人称“严译八大名著”，当然，其中最著名、最重要的是赫胥黎所著《天演论》。

译《天演论》时留影，左一为严复

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数千年来的儒释道，都是唯心主义占主导地位，都是些虚无主义作为主要内容，是严复第一次将人类赤裸裸的生存法则，即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摆在了国人面前，这对中国人固有观念的冲击，是具有强烈震撼的感觉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本是阐述自然界的规律，但推而延伸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理论，却正好击中了崇尚“大道至简”的中国人的内心，如当头棒喝，唤醒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这在当时的中国，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是起到了打击封建势力，启发中国知识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在翻译上，他第一次提出了“信达雅”的理念，这成为以后翻译的最高准则，当然，这个理论在日后不停地被提出，被讨论，被争议，但从未被否定，被超越，这是严复在翻译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他对清王朝是充满了感情，他曾写有一首清朝国歌，由皇室成员傅侗编曲，全文如下：“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可惜，在被朝廷确定为国歌的六天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然后，随着宣统退位，一切就结束了，从此进入民国时代，所以，此作也成为世界上存在最短的国歌，成一笑谈。

袁世凯登基当皇帝

清朝灭亡，严复陷入迷茫，但袁世凯马上将其招入麾下，让他作为代表去同南方革命党和谈，这其实是袁大头看中了他同南方大佬黎元洪的交情，以及他在各路阵营中的影响力，为其张势而已

但是，严复从此是认为袁世凯是可以拯救中华的救世主，并在后来称帝的闹剧中成为“筹安六君子” 埋下的伏笔。

进入民国后，他在经历了许多的起起伏伏后，最后也消停了不少，他先是在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后，担任了第一任校长，虽然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但也在吸引人才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制订上，做了很多工作，为后继的蔡元培等人的继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民初乱世中，严复始终是个迷茫之人，他拥护清朝，清朝退位，支持老袁称帝，老袁垮台，对民国有了点点希望，又随之打成一片，他崇尚的西方自由国度，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将严复心中所有的希望烧得个干干净净。

他信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心中也产生了动摇，他最后只能远离政坛，落得个清闲，于是，他回到了福州老家，看云听雨，写些闲笔以自消遣，极少与外人交流，一年后病逝，终年67岁。

纵观严复的一生，都是深处于矛盾之中，他勇于探索，矢志不渝，对自己有着强烈的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就是有着一颗强国的初心。

严复墓

李克强总理曾评价说，“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他一生不懈地努力，在那个时代又四处碰壁，以至于后来在绝望中自甘堕落，他登上过高峰，也跌落下神坛，他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却又是近代翻译的先驱与伟大开拓者，现在，他的地位与贡献相比，落差是很大的。

在那个曾被他颂之为“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的时代，转而成为“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激愤，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严复能又复能何为哉。

故而，经济学家郞咸平曾说过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只有读懂了严复的悲剧，才能理解中国如今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