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旧照
人物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别署中国之新民，光绪已丑年（1889）举人。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其著作《书法指导》是晚清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书法美学作品。
本文导读
说到梁启超，相信大家对他的了解，多是从读《少年中国说》这篇散文开始，他的“少年强则国强”等句子，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少年。因为这篇文章，我们记住了他。
梁启超在史学、文学、经学、宗教方面皆有开创性成果，堪称风云人物。最著名的当属他的《饮冰室合集》（共12册），该合集洋洋千万言，博大精深，发人深思，因而梁氏堪称中国现代最博学的人物。但说到他的书法造诣，了解或熟悉的读者，相对比较少。
今天，我整理了国内书法界评论家、学者的多个观点和评价，一起探讨梁启超在书法上的优缺点。相信，读完这篇文稿后，大家对他的了解，将会更多一些。
自言书法只为“余事” 实则书法是其不可或缺的业余爱好
清末至民初，中国书坛倡导碑学，康有为再推波助澜，崇尚碑学成为高潮，这场变革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书风嬗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之后，碑学与帖学并重，互为交融，形成一股新的书法潮流。梁启超的书法风格，在这样一个大趋势背景影响下孕育而成。[4]
身处碑学思潮鼎盛的时代氛围，梁启超对于碑学也颇倾力，不过，似乎并不狂热。
为何？姜寿田分析，“梁氏堪称中国现代最博学的人物，于书法一道，梁启超也颇精，不过相比其学术，书法乃余事也。而梁启超对于书法，虽谈不上真积力久，术业专攻，但也颇为热心。”[1]
陈福树如是解释，书法对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及学术研究来说，他自己认为只是“余事”。但他一生写下近2000万字的著述，所有字都是用毛笔写出来的，书法与他可谓相伴终生。
尽管如此，梁启超从未打算成为专业的“书法家”，但是收藏金石碑拓、研究书法艺术，成了他平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业余爱好”，比如所拥有的用于收藏题跋及其书法的印章总数就多达数十方，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书法的爱好程度也非一般。[4]
纵观梁启超的书法作品，尽管他曾师从康有为，但在实践中，并未被“康体”的张扬书风影响太多。举例来讲，姜寿田所言，在《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对历代碑帖多有评论，并写有大量碑帖题跋。但他从未发出激进的“尊碑抑帖”论（注释：抬高碑学，贬低帖学）。
面对老师康有为极力赞美的魏碑，“穷乡儿女”造像（注释：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城南二十五里的龙门山大规模开凿石窟雕刻佛像，其遗存就是今天的龙门石窟。）的观点，梁启超也没有表现得多么有兴致。
因为他选择了中庸之道。即“走的是一条较中和的路子。既不明言尊碑，也不明言卑帖，于碑学多取和雍，而不是杀伐之态。”[1]也就是说，汲取了碑学和帖学的优点，尝试将两者交融。
书风形成分为三个阶段 自成一家的“题跋体”
在了解梁启超对书法的观念之后，我们将结合着梁启超不同的书法风格形成三个阶段，分别向读者具体地分析他的优缺点。
在研究者金玉甫所写的《论梁启超及其书法艺术》一文中，他将梁启超书体风格形成分为了三个阶段，即楷书、行草书和隶书。
楷书局部放大
01 早年 楷书阶段
早年期间，梁启超所学习的是楷书。这主要受时代的影响，从梁启超出生的时间看这个时期属于晚清年代。科举制度依然盛行，欧阳询的楷书则成了他们学习的必修课。大势之下，梁启超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拥有深厚的欧体楷书基础。
梁氏于魏碑不著力《龙门二十品》、《张猛龙》一路，而是倾力于魏太和之后的作品，主要得笔是《张黑女墓志》，并兼参欧法。此外，现代赵熙对他书法的影响也较明显。[1]
行草书局部放大
02 中青年 行草书阶段
40岁之前，梁启超转而所写的是行草书。这一书风学习的变化，主要得益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从他这个时期所写的多封书信中可以得到印证。
这些书信在用笔方面，保持了颜书“圆转外拓”的特点，结体上还似乎受到了“康体”（康有为书体）行草的影响。可谓宽博大度，信笔疾书，一气呵成。
到了40岁以后，梁启超的书法在原来连绵跌宕的颜书风格基础上，又渗入了王羲之、智永（隋朝书法家，为王羲之七世孙，人称“永禅师”。善书法，尤工草书）、欧阳询的行草书风格，开始对“方笔”情有独钟。事实上，梁启超在《圣教序》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最终形成自家风格是在其以后大量的碑帖题跋中。[3]
对此，陈福树点评，“行楷互渗，魏碑体势明显可见；其用笔沉着稳健，方圆结合，轻重、徐疾、提按分明；既在每笔之中体现用笔的规范，又在结体中生发出丰富的运笔变化。是他行楷书风格成熟的标志。”[4]
隶书对联
03 中晚年
梁启超何时转向写隶书的方向？金玉甫分析认为，梁启超临习汉隶应该是在38 岁以后，即1910年开始大量临摹汉碑为标志。
翻阅他的《双涛阁日记》可以了解到，内文详细记载了梁启超每天的工作安排，临摹《张迁碑》和《圣教序》几乎成了他每天的日课。这在梁启超生命最后的十几年里，除了楷、行之外，隶书成为他创作的又一书体风格。[3]
对于其隶书，陈福树同样有点评，他认为，“细看之，其用笔圆中有方，结体端稳平和，章法循规蹈矩，精神含蓄内敛，风格淳古而峭健、流丽而圆活。”[4]
金玉甫还进一步分析，值得提及的是1923 年以后，也就是梁氏50 岁以后，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他逐渐将方劲的魏碑笔意与隶书体势自然糅合在一起，并巧妙融入到行书之中，形成一种风格独特、方劲飘逸的“题跋体”（注释：tí bá，写在书籍，碑帖，字画等前面的文字叫做题，写在后面的，叫做跋，总称为“题跋”）。[3]
朱中原亦有补充，梁启超在北碑和章草上，成就尤为突出。梁启超的章草和北碑，突出体现在他收藏、题跋的数千件碑帖拓本上。而这一点，同样也是通过翻阅梁启超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书信、手稿和致民国政要的重要电文等书迹，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书法紧峭精警 小心收拾 气象不足
在点评梁启超书法所成之处，世人常将他与老师康有为相提并论。但实际上，两人的书风迥异。特别是从对碑学大的风格把握上来对比，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具体来分析，梁启超的书法保留了北碑的方峻尖利，中宫紧峭，但在书体风格上，就增加了汉碑的厚重气象，同时风格形态上，还汲取了《张黑女墓志》的静穆之态，其书风神清气峻、风骨爽劲，一味争折避而远之。
而再看康有为的书法，排奡纵横（pái ào zòng héng，矫健有力）、眼空四海，不拘泥于小数。
总结一下，从两者对比可见，梁启超的书法与康有为的书法，区别还是很大的。梁启超则紧峭精警，小心收拾，因此，无法放飞自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小欧学之，有其紧峭而无其排奡（ào）。”其实，这种书风的出现，与他所处的时代和整个书风风气有着很大的关系，碑学逐渐退化，因此梁启超在这样的影响下，淡化碑学的观念同样存在，并落到了自己的书风上。
节临史晨碑
与碑学主流激进的观念相比，梁启超的碑学观念，显然是较为超脱的。这使他有效地避开了一些尊碑所带来的弊端，而使其创作自起波澜，蔚成别调。但同时，碑学观念的淡化，也使梁启超在碑学创作实践领域浅尝辄止，无力达到较高的创作层面。因而与沈曾植等人相较，在现代书法史上，梁启超显然难以跻身一流大家之列。[1]
对此，陈福树也表示，当然，梁启超的书法艺术相对于同一年代谢世的吴昌硕、沈曾植等书家来说，其个性风格及成就尚略逊一筹，但凭梁启超的学识才气以及他对书法传统的深厚修养。天不假年，如果梁启超的生命之光不是过早熄灭的话，他的书法艺术定会在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留下更光辉的一页。[4]
梁启超手札局部放大
名家点评
梁氏一生，遵循传统书学中的“古法”，努力探索新路，以其清隽平和的韵致，恂恂儒雅的气度，给以“阳刚”为主体的碑学书法带来“阴柔”之美，丰富了中国书法的文化意蕴。
——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永正
至今，我们见到梁启超的书法手迹，仍然可感到一股清气扑入眉宇。梁氏之所以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就并进入“气定神闲，温文尔雅”的境界，首先是他于书法传统深厚的功力和深刻的领悟，其次是他广博的学识和多方面的修养。
——梁启超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陈福树
参考文献：
[1]姜寿田《现代书法家批评》
[2] 金玉甫《论梁启超及其书法艺术》
[3] 朱中原《与书法同仁谈读梁启超》
[4]陈福树《梁启超的书法艺术》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雅昌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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