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孙雯 整理
叶文玲 春风悦读榜浙版好书获得者。
1942年生于浙江台州。著名作家。多年来笔耕不辍，至今已有一千多万字共52本作品集及一部16卷本文集出版。
1912年的夏天，也是杭州的荷花季。
8岁的杭州小男孩灵官，照旧在荷花池头一带和小伙伴儿流连——钓鱼、捉虾，玩得像一只泥猴。
六月十八，西湖上举行“荷花灯会”，一家老小，以及从外乡赶来的亲眷，都前来观景、划船、放灯、看烟火。被人群拥着，灵官没有留神，掉下了湖。幸好，一只不知从何处伸出的大手，将他拎了出来。
男孩灵官，就是后来的常书鸿。从西湖边出发的他，将一生献给了敦煌。
常书鸿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
26年前，也就是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在北京去世。不到两个月之后的8月9日，一架客机从北京出发，载着他的部分骨灰和衣冠遗物，回到他曾经度过了无数年月的家——敦煌莫高窟。
这些细节，都被作家叶文玲写在了《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一书中，2020年，这本传记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年4月23日，《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获得春风悦读榜浙版好书奖。
《此生只为守敦煌 常书鸿传》叶文玲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如果要找一位最了解常书鸿的作家，非叶文玲莫属。二十余年来，她先后有《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常书鸿：敦煌铸就五字碑》《大鸿飞天》《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等著作。那么，听听她如何以写作去塑造“此生只为守敦煌的”常书鸿先生。
问：说一说您与常老的交集，有哪些难忘的瞬间？
叶文玲：我从1983年6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与常老第一次相识，又在接下来的十余年时间里在历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一直有过见面，小组会上他一口浓重“杭州官话”的发言让他格外与众不同，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言必称敦煌”。
比较特殊的一次会面，是我在与他初次相识后的翌年——1984年前往西北采风时，在莫高窟前再一次遇见了常老。匆匆偶遇，来不及促膝长谈，只在千佛洞前留下了一张众人的合影。那时只想着肯定有机会能够再去敦煌，聆听他关于敦煌的娓娓叙说和精辟深邃的艺术见解，殊不料一别之后，再也没能与他在敦煌晤面，是我写作此书时最大的遗憾。
问：20多年前，您开始写《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到2020年这部作品出版，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都是市面上较为详尽、完整、可信的常书鸿传记。您最想用自己的写作，来告诉世界，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关于常书鸿的哪些品质？
叶文玲：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在诸多采访、资料整理和伏案疾书的时刻，我总会时不时想起与常老的那数次会晤，他对敦煌无比的热情、他所倾注的无数心血、他在破败失修简陋寒碜的居室里为守护敦煌所投入的岁月乃至整个人生，都无时不刻在激励着我把这本书写好，把他的事迹写活写透，把他对敦煌的热爱倾注在字里行间，传递给每一位读者，让世人真正了解和理解他为敦煌立下的丰功伟业，让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对常老肃然起敬，乃至同他一样热爱敦煌以及与敦煌有关的一切。
20多年前的我已经年近六旬，虽然过了创作精力最为旺盛的年龄，但是我在创作《常书鸿传》的过程中，始终是以自己的整个身心和全部的热情，扑在这部传记的写作上面。如果说常老的事迹是暗夜中不灭的烛光，那么我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写作精力和能量化作沸腾的燃油，让他精神的火焰熊熊燃烧，光照四野。
问：在写作的过程中，您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对常书鸿先生的“靠近”？
叶文玲：在描写人物特别是真实人物的时候，每一位作者都必须也必然会将自己的感情与情绪投入进去，去尽最大努力了解人物，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揣想人物在书中所涉及的每一历史时期的想法与行动，将自己置于与笔下人物相同的情境之中，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入感，而这种写作时的代入感，对于写好一本书特别是写出书中人物的神韵而言，尤为重要。
要做到这一点，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要有足够的现场工作，去笔下人物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与他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遥想当年他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周围环境，遇见那些我们后来才得知的事件时，当时的他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与抉择……
问：为了这部书的写作，您曾经六赴敦煌，在国外访问也不忘寻找常书鸿的踪迹。
叶文玲：在那些紧张忙碌的白天和黑夜，我一次次经历着感动和震惊，在面对这些感动和震惊时，我的精神和灵魂也经受着煎熬和提炼。
我不止一次地想起这句话：在面对敦煌的七百三十五个洞窟、两千座彩塑、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时，你无法不感受心灵的震颤。于是，在纵深了解这位“敦煌守护者”的九十春秋时，我也无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于是，我的心终于在“大也，盛也”的敦煌烈焰中重燃；于是，所有的辛劳都化作使命式的欣慰。
问：写如此大部头的传记，资料资料收集和整理非常艰难，说说其中难忘的往事。
叶文玲：有关敦煌和常书鸿的写作，使我有机会再次学习和了解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敦煌，走近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艺术的常书鸿，了解与常先生一道工作过的众多文化工作者。是他们崇高的精神和富有魅力的文化品格，极大地感染并鼓舞了我，是他们忘我而出色的工作，使我在深入采访时始终燃烧着创作热情。
“大也，盛也”的敦煌，与敦煌共命运的“守护者”，使我借力无穷。我终于将一件珍贵沉重的负荷物背上敦煌这座文化大“山”：我所面对和跋涉的，的确是一座了不得的“山”——无与伦比的敦煌艺术，是中国文化璀璨而厚重的大山。如果将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群民族文化工作者纵横捭阖地写下来，那是写上几十万、上百万字都难尽意的。
问：在您塑造的真实中，我们也读出了合理的想象，您在写作中对于这些合理想象的部分，是如何选择的？
叶文玲：在为历史人物树碑立传时，作者一定需要有足够的代入感。在充分了解人物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与笔下人物同喜同悲，在想象中几乎可以与人物融为一体，那么写出来的文章自然是符合人物身份与性格，并且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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