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说的作品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代表作《悲惨世界》。
跟《巴黎圣母院》比起来，《悲惨世界》的篇幅更长，世界观也更复杂。如果说写《巴黎圣母院》时候的雨果，还在努力讲好一个故事，那么到了写《悲惨世界》时，他就隐约扮演起了造物主的角色。所谓的“造物主”，是说他不仅要给我们人物与故事，还要给我们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对现实的照抄，也不是对历史的还原，它比现实更鲜活，比历史更深刻。读完这部《悲惨世界》，你可能仍然不清楚19世纪上半叶法国发生过几次革命，诞生过几个共和国，建立过几个王朝，有过几个帝国。不过，你大概率能感受到善的力量，正义的限度，自由的可贵，道德良知的价值。
《悲惨世界》写作的历史背景主要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32年巴黎起义这段时期。早在19世纪40年代，雨果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起因是他听到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苦役犯出狱以后，人们排斥他。当他走投无路时，一位善良的主教帮助了他。在主教感化下，苦役犯从此改过自新，加入了主教弟弟的军队，一路英勇作战，直到在滑铁卢战死沙场。
在雨果最初的计划里，除了主教和苦役犯，他还打算写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当时法国文坛的潮流之一是描写民众的痛苦，雨果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据学者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初衷是对自由的追求，这种自由更多是政治上的，主要是那些有钱没权的阶层想要在公共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而反对教会和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后来，底层民众才进入了革命者的视野，公平逐渐成为革命主要的诉求。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作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底层的无产者。雨果在小说中塑造苦役犯和女人等人物的初衷就与这种思潮有关。
但雨果对大革命的态度比较复杂。虽然他支持法国大革命对自由的追求，同情民众的遭遇和苦难，但对革命之后越来越极端的举措持保留态度。所以，我们会看到雨果笔下的人物往往善恶分明，可是他对革命、历史、宗教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说到底，雨果并不是某一种政治体制的支持者，他更看重自由、平等和尊严，强调人性的健全和良知的完整。所以说，人们往往把他称为“人道主义者”。
《悲惨世界》的写作过程并不顺利。雨果在40年代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当时的法国施行君主立宪制，社会相对稳定。但这种稳定没能持续多久，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在这段时间里，雨果中断了写作，四处奔走鼓吹革命，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晋封伯爵，并当选国民代表和国会议员。
1851年，路易·波拿巴称帝，雨果对此大加攻击，被迫流亡比利时。直到1861年6月，小说才全部完成，第二年正式出版。全书共分为五部，翻译成中文有90多万字。除了最初计划中的圣人、苦役犯、女人和孩子，雨果还塑造了马里于斯，一个带着不少他本人印记的年轻人。至于小说的主题，雨果自己归纳为：一个人良心的发现。
整部小说采用框架式的结构，每一卷、每一部似乎都在讲不同的故事，相互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有时还夹杂了大段雨果的议论和抒情。这一点曾被当时不少评论者批评过。不过，巨大的篇幅抚平了作者议论和抒情引起的突兀感，松散的故事最终都汇聚在同一个主题之下，所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止是几个人物、几段故事，而是整个波澜壮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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