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军统局的一把手，从事特务工作的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在国民党中，戴笠是一个十分有威望的人。
不过，同国民党中大多数带兵打仗的将军不同，戴笠并不是通过率兵打仗、屡建战功而获得声名的，他的全部威望，似乎全都来自于他高超的情报能力，以及无所不在的情报网络。
戴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阴险毒辣、残暴狡猾，毫无疑问，只要了解戴笠做过的一些事，就会发现确实如此。不过，人总是复杂而多面的，曾经的军统女特务王庆莲曾表示，在她的印象中，戴笠不像有人说的那么毒辣。
王庆莲第一次见戴笠，是在她刚满15岁的时候，那时，王庆莲家里十分的穷困，可以说无路可走了。恰好在这个时候，军统局来江山招人，王庆莲的母亲就给她报名了，这样一来有饭吃，二来家里负担也没有那么大。
王庆莲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去考了试，结果还考上了。后来王庆莲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叹了口气：“也是运气不好。”
王庆莲考上之后，便被分配到了军统局本部的译电科。在这里，王庆莲见到了戴笠。第一次见到戴笠，王庆莲心中只有两个字：神气。
王庆莲
而在之后的相处当中，王庆莲愈发觉得自己的第一感觉没有错。在军统局里面，戴笠总是说一不二，并且不让其他人叫他戴局长，而是叫“戴老板”。
每次戴笠来到军统局，军统局的人都会说一句“老板来了”，然后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为什么让人叫“老板”？这是一个谜，也许对于戴笠来说，“老板”是一种更加优雅、更彰显身份的叫法。
另外，戴笠总是很讲究仪表。军统局的人每次见到他，都会发现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并且，戴笠不仅仅要求自己仪表整洁，也要求其下属穿着整洁一致。
因此，戴笠规定，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工作人员，她穿了这套军便服，戴笠看见后，马上就下令让总务处收上去了。
戴笠
戴笠对仪表的执着，其实早在他还没发迹的时候便开始了。比方说，以前戴笠在杭州混饭吃的时候，他只有一套夏装。
而为了保持自己身上的整洁，戴笠通常会跑到西湖边，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
除了讲究仪表外，戴笠对自己也很严格。每个礼拜一上午，戴笠只要人在重庆，就会来军统局本部做纪念周。
在纪念周上，戴笠会专门上台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军统的职工“稍息”，职工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而戴笠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讲完了，正好就到吃午饭的时间，这时礼堂就变成了食堂，众人就一起吃饭，八个人一桌，戴笠也会同吃。也正是因此，在王庆莲等军统特务眼里，戴笠不像别人说得那么阴狠毒辣。
当然了，真正令王庆莲觉得戴笠这个人复杂，不像其他人说的那样阴狠毒辣的原因，还是在戴笠抗日这件事上。
那时，随着日军南下的步伐日渐临近，国民党里面响应抗日救国号召的人也越来越多。戴笠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国民党里也有想继续当鸵鸟的，因此国民党内一众元老开会，讨论抗日问题，主战主和两派“打”得不可开交。
戴笠是主战派的，他当时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日本人了。”主和派的人不赞同戴笠的说法。
戴笠继续说：“当年九一八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如此日本人依旧得寸进尺，一逮到机会就借机挑衅。忍辱负重才导致今天的祸患。试想要是这次再退缩，民众对政府会作何感想？我们这么做不是自取灭亡？”
主和派的人还是持反对意见，甚至被逼急反问：“武器、经济都那么差，我们凭什么去打？”对此，戴笠反驳道：“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亘古不变的兵家道理，一是哀兵必胜，一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实践可以证明这两条真谛。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
从这番话里也可以看出戴笠对待抗战的态度。而这番话给了主和派的国民党人很大的震动，后来这话也成为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这之后，戴笠便命令北方区，尤其是平津特务站，火速开展情报侦查以及破坏工作。他一边为蒋介石的作战提供最新的情报，一边开始组织抗日救国队，部署小规模的军事活动，配合作战。
戴笠组织的抗日救国队，名为“忠义救国军”。此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也是戴笠组建的。那是在淞沪抗战的时候，抗战一开始，戴笠便向国民党建议，利用上海的游勇散兵，建立一支民众武装游击队伍，以配合国军作战。
蒋介石同意了，并全权安排戴笠去负责。戴笠和杜月笙是八拜之交，所以在组建队伍时，戴笠便利用杜月笙的影响，动员帮会成员、工人、失业青年、学生等参加进别动队。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别动队便组建好了。之后，这支仅以一个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队伍，在上海和苏州河两岸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与日寇作战。不过由于组建匆忙，也没经过什么正规的训练，因此作战能力较差。
但尽管如此，别动队的成员大多异常英勇顽强，比如在掩护十万国军撤退的时候，别动队就苦守阵地，坚持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戴笠找到别动队的队长，给他特别费，让他撤退到汉口，别动队这才化整为零。
而由于战局混乱，在撤退的过程中，别动队损失严重，撤离到汉口的人员仅剩四分之一。别动队退守到上海一段时间后，正好戴笠要组建抗日救国队，便对别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组成了新的抗日救国队伍。
在为这支队伍取名时，戴笠思考了很久。最后，考虑到队伍中的成员多为帮内徒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思想，因此戴笠为其取名为“忠义救国军”。此后，“忠义救国军”便在戴笠的指挥下，活动在苏浙皖边一带。
期间，这支部队多次与日军发生激战，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比如说在1939年7月20日，400多日军向无锡以北的无锡璜塘“忠义救国军”发起进攻。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进攻，“忠义救国军”奋起反抗，日伪军抵挡不住，连忙请求增援。而即便日军的增援到了，忠义救国军也丝毫不退让，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双方一直激战到当天深夜。
直到在力量难以支撑的情况下，“忠义救国军”才迅速撤退。虽然此战以忠义救国军撤退结束，但忠义救国军击毙了日军百余名，而自身损失则为80余名。如果从损失的数量上看，那么忠义救国军完胜日伪军。
而戴笠在抗战期间组建的两支队伍：忠义救国军和情报部门——军统局，除了忠义救国军作出过贡献之外，军统局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抗战期间，军统在敌后展开了大规模的锄奸行动。据军统统计，抗战期间军统阵亡的人数有18000多人。
军统的主要抗战方式，以暗杀日伪军为主，除此之外，还有情报战、间谍战等等，多次侦破日情，帮助国军策反日伪，建立秘密战线。
比如在1940年，河南站军统特工，在打入日军内部的共产党员吴凤翔的配合下，成功袭击了日本间谍机关，并击毙了日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作、司令部参谋长山本大佐、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击伤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万田。
紧接着，同年12月19日，军统又成功击毙刚上任不久的特务机关参谋长兼伪河南绥署总顾问、陆军大佐皆川雅雄。连续两起刺杀，造成了巨大的轰动。
之后，为了配合武汉会战，戴笠又指挥军统成立了武汉站，并且扩大规模。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戴笠又指挥军统破坏了60多处日伪目标，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汉阳兵工厂、汉口码头等等。
在戴笠以上种种的表现当中，军统的人自然会觉得他也不是那么阴狠，但是人大多是复杂的，尤其是戴笠这个军统一把手，更是一体多面。
一个外国记者曾这么描述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在普遍接触过戴笠的外国人看来，戴笠是中国的“希姆莱”（纳粹德国党卫队队长），聪明而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极度忠于蒋介石。
戴笠有多忠于蒋介石呢？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戴笠原本不叫戴笠，“戴笠”这个名字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其字面意思就是“戴雨帽”，象征意义为“一个仆人”，强调甘做蒋介石的爪牙。
蒋介石和戴笠
戴笠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不过，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一种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也正是因为这种“忠心”，使得戴笠是非不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极尽残害。
在1927年的大清洗中，有说戴笠把火车头排列在一段岔道上，然后不停往里面的火炉加煤，直到它们全都烧红，然后把捆绑着的“囚犯”全都扔进炉里，还蜡像汽笛来掩盖他们的惨叫声。
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提前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并把它传给美国（但美国没重视），戴笠获得了美国人的信任。之后，双方便共同成立了“中美合作所”，以获取对日作战情报。
但是，在抗战胜利之后，这个合作所成为了训练军统特务，以及关押、刑讯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场所。这里设有监狱20多所，其中最大的两所为白公馆和渣滓洞，而这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两所监狱。
当年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就被囚禁于此，我党党员罗世文、车耀先、江姐（江竹筠），还有爱国将领杨虎城等，均在此被害。而在被害之前，他们无一不遭遇了严刑拷打，深受折磨。
而不管是刺杀还是施刑，戴笠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够在远距离之外，将人置于死地的权利，有种变态的快感。也是因为这样，戴笠有一个“杀人魔王”的称号。
其实，纵观戴笠短暂的一生，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他有家国情怀，所以积极抗日，可是在对待同样具有家国情怀的进步人士时，他却首先以蒋介石的理念为主，帮助蒋介石残害进步人士，实乃“愚忠”也！
这种愚忠哪里来，说到底，其实就是戴笠怀着成功名的心，可却不想着用自己的力量去救世，而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
所以，他的忠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只是某种工具或打手，总以为乱世可以不循正道，独裁、专断。最终，这些非人性，同时也不合于文明的逻辑使他自己内心矛盾、人格分裂。最后，表现出来，就是一方面阴狠毒辣，一方面又给特定的人以“正派”的感觉。
所以说，真实的戴笠到底如何？好还是坏，也许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他，或许“鹰犬”二字才是对他最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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