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名作《雨巷》里的“丁香姑娘”形象。
●蔡登山
以“雨巷诗人”而驰名，继而又领衔“现代”诗派的戴望舒，他的诗数量不丰、体式不宏、题材不广，或许难当“雄沉博大”之评语，但放眼新诗风雨历程，他又是绕不开的存在。连诗人余光中这样对戴诗多有微词者，也说他“上承中国古典的余泽，旁采法国象征派的残芬，不但领袖当时的象征派作者，抑且摇启现代派诗风。”
当那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寂寥悠长的雨巷、那梦一般地飘过有着丁香一般忧愁的姑娘，那是多么充满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和意象。它以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深情而不轻佻，展现出“幽微轻妙的去处”。而“雨巷”后的戴望舒，又把意象营造、暗示、隐喻等手法，不断地发扬。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州人，从一九二〇年代开始创作到一九四〇年代搁笔，戴望舒留下四本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共存诗九十余首。同为文友的施蛰存晚年曾说：“这九十余首所反映的创作历程，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的第二代诗人，是怎样孜孜矻矻地探索前进的道路。在望舒的四本诗集中，我以为《望舒草》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灾难的岁月》标志着作者思想性的提高。”
尽管戴望舒的诗艺在前、中、后期有所不同，然而象征诗派的基本质素却贯穿始终。总之，在诗的朦胧与透明、隐藏与表现之间，追求藏而不露的“半透明”东方式的意境，是戴望舒诗歌美学追求的一个重要特色。
综观戴望舒的生活历程和诗歌创作，离不了一个“情”字。写“情”的诗构成了他诗集乃至杰作的主要部分，已是不争的事实。戴望舒在一首题为《我的恋人》的诗中说——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唇
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诗中的女主角是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她比戴望舒小五岁，此时长得亭亭玉立。戴望舒当时匿居于施家，与施绛年有了更多的接触，爱情的幼苗在诗人的心田萌生。
戴望舒的初恋是痛苦的，使他更为痛苦的是他囿于传统，自尊而又内向，胸有郁积却不能一吐为快，只能把自己的“真实”通过想象流泻于诗篇之中。
一九二九年四月，诗人自编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了，他在诗集的扉页上大大地印了A Jeanne（给绛年）几个法文字，并有两行拉丁文的诗句，据戴望舒自译为——
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
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
诗人把自己对施绛年的感情公开了，把自己绝望的爱恋公开了。它表露诗人整个痛苦的灵魂，也为这本小小的诗册增加了感情的深度与重量。在“爱和死只有一种选择”中，他约请施绛年做最后一谈，希望她能接受他的感情，否则他就跳楼以身殉情。在这生命的最后一瞬间，灵魂的震荡发出耀眼的火花，施绛年为戴望舒的赤诚所感动，也为他的自萌短见所震慑，勉强地接受了戴望舒的感情。
戴望舒回到杭州，请父母出面提亲。施绛年的父母原本不同意这桩婚事，但如今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施蛰存的支持，也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一九三一年十月，他们举行订婚仪式。
次年十月八日，戴望舒应承了施绛年要他出国留学获取学位方同意完婚的条件，搭乘“达特安”号邮轮赴法。诗人的日记记载着离别的情景：“今天我终于启程了。早上六点钟醒来，绛年十分悲伤。在这离别的最后时刻，彼此间有许多安慰的话要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几乎哽咽起来。从中华路到了码头。施叔叔（施绛年之父）、蛰存、杜衡、时英（穆时英）、秋原（叶秋原）和他的妻子、吶鸥（刘吶鸥）、老王（望舒的姊夫）、姊姊瑛、老黄和绛年来送行。父亲和瑛没有上甲板来。我们请老王为我们在甲板上拍了几张照片。船起航之前的那段时间，简直难以忍受。绛年哭着。我掷了一张纸条给她，喊着：绛，别哭。但它被风刮到水里。绛年追奔着，没有抓到它。当我看到飞跑般的她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船开航了，我回到船舱。当船启锚离岸时，我跑向甲板，尽力眺望岸边为我送行的人群，瞥见了绛年，我久久伫立，直到再也见不到她的白手绢，才返回船舱。”
一九三五年春戴望舒由巴黎回国，却失去了爱情。海外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施绛年已经移情别恋了。其实早在订婚前她和别人已有恋情，但又不能公之于众。偏偏戴望舒苦追不舍，并以身殉情；加之父母也点头允诺，她只得勉强与戴望舒订婚，然后又以出国留学为由把婚期延宕下来。戴望舒一去法国，施绛年即表示不能与之结婚，因为她另有其人。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为了不给远在海外的诗人增添苦恼，施蛰存和其他国内的亲友一直瞒着他。戴望舒回国后，面对这样的情形，既痛苦又气愤。他找施绛年的父母理论，施父只有赔不是。他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结束了为期八年的苦恋。
失去了施绛年的爱情，戴望舒与他的朋友穆时英、刘吶鸥、杜衡有了更多的交往。也由此他认识了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穆丽娟比戴望舒小十二岁，是穆家唯一的女孩，端庄秀丽。因为哥哥的关系，穆丽娟很自然和戴望舒有了往来。先是晚上一起玩，戴望舒从法国学会了一种法式桥牌方法，教穆丽娟他们打牌，或者去跳舞；再者戴望舒又请穆丽娟白天帮他抄稿子，彼此有了更多单独接触的机会，逐渐产生亲昵的感情。
一九三五年冬，杜衡受戴望舒的委托，向穆丽娟母亲提亲。订婚时没有举行仪式，戴望舒通过杜衡把钱给了穆丽娟母亲，要穆丽娟自己买一个钻石戒指，以志纪念。一九三六年六月他们结婚了，婚礼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举行。婚后他们搬到上海亨利路永利村三十号居住。生活的安定和美满，促使戴望舒更加勤奋。除写诗外，他也继续翻译《堂·吉诃德》，而学习俄语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另外他同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卞之琳等人创办了《新诗》杂志。
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戴望舒举家由上海迁到香港，初时住在学士台，后来搬到薄扶林道的“林泉居”。一九三八年八月他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创刊，他决心在敌人入侵造成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国内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许多作家都成了《星座》的作者，该刊成为当时文化界坚持以文艺为武器、为民族危亡尽力的一个重要阵地。戴望舒同民族敌人和港署当局进行了顽强斗争。一九三九年五月，戴望舒与张光宇合办《星岛周报》，随后又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与冯亦代、叶灵凤等合编《耕耘》杂志。在十分活跃的香港文坛中，戴望舒成为一个核心的角色。
在香港“林泉居”虽是“一个安乐的家”，但戴望舒后来却说：“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
其实在表面宁静幸福的氛围中，一直潜伏着情感的危机。传记作家王文彬就指出，这危机来自诗人本身。
戴望舒与穆丽娟的结合，来得顺利，几乎没什么波澜，因而至少缺乏像施绛年那样有力的冲动和深沉的激情。他把小自己十二岁的穆丽娟看成不懂事的“小孩子”，家中的事都由他做主。他没有注意到穆丽娟的内心，缺少与她作深层的感情交流。穆丽娟在半个世纪后的一九九四年接受王文彬的访问，谈到她和戴望舒在香港的后期生活时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我都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又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很少谈话，他是他，我是我。从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家庭和睦，环境很好，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点不开心，看戴望舒看不惯，粗鲁，很不礼貌。我曾经警告过他，你再压迫我，我要和你离婚。戴望舒听了也没说什么，他对我没什么感情，他的感情都给施绛年去了。”
一九四〇年冬至，穆丽娟的母亲病逝。戴望舒把这一消息瞒着穆丽娟，后来穆丽娟从别处得知实情，悲痛地带着女儿朵朵（咏素）赶回上海，却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痛定思痛后，她通过书信向在香港的戴望舒提出离婚。这时又风传有位朱姓大学生在追求穆丽娟，这位大学生每天叫花店送上一束花，花中夹一张名片，写一个条子给穆丽娟，前后达一个多月。戴望舒知道后，于一九四一年六月赶到上海，他找到朱姓大学生，阻止事态发展。后来这位大学生因思想偏激遭到通缉，这段恋情也终止了。
回到香港的戴望舒继续努力于挽救婚姻，他寄钱写信，呼唤妻子的归来，换来的却是穆丽娟离婚的决心。戴望舒再一次从幸福之巅跌落到痛苦的深渊，于是他给穆丽娟发出“绝命书”：“……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这是戴望舒第二次为感情而选择自杀，穆丽娟接信后告诉戴望舒的姊姊戴瑛。戴瑛说：望舒过去自杀过，一个人不可能再自杀一次。但戴望舒却真的服毒自杀了。诗人所幸是获救了，然而这个举动并没有让穆丽娟回心转意。双方通过信函联系，并经律师马叔庸办理离异（分居）协议，半年为期，以观后效。
一九四一年末香港沦陷。次年春，戴望舒被日寇逮捕，被关进位于香港岛中环奥卑利街16号前称中央监狱的域多利监狱（Victoria Prison），这是香港的首座监狱（现与毗邻的中区警署一起复修，成为法定古迹“大馆”一部分）。
牢狱生活是一场人间地狱似的噩梦。暗黑潮湿的牢房，被血污浸染的铺石，禁锢而冰冷的铁栅，在这生与死就在一线之间的日子里，他甚至见到很多人从此没有回来。受尽严刑拷打，不但没有使这位昔日的“雨巷诗人”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爱国之心。在狱中他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光辉的诗篇。题壁诗这么写着：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们，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他被关押了三个多月，一九四二年五月经叶灵凤设法保释出狱，而原有的哮喘病也更加严重了。
戴望舒对于民族气节是相当看重的，也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何家槐、黄药眠、陈残云、韩北屏、司马文森等二十一位“留港粤文艺作家”联名指控他附逆时，他写下《自辩书》说：
……在这个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征文事），我能够登报否认吗？如果敌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无关国家民族利害的（如写小说集跋事），我能够断然拒绝吗？我不能脱离虎口，然而我却要活下去。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灭亡的时候。对于一个被敌人奸污了的妇女，诸君有勇气指她是一个淫妇吗？对于一个被敌人拉去做劳工的劳动者，诸君有勇气指他是一个叛国贼吗？我的情况，和这两者有点类似，而我的痛苦却更深沉。……
出狱后不久，戴望舒认识了年仅十六岁的少女杨静（丽萍）。据戴望舒的长女咏素后来的描述：“父亲的新妻叫杨丽萍（杨静），她的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广东人。她身上兼有两地人的特点与美丽：精致的五官，鲜明的轮廓，一双广东人的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小巧玲珑的身材，闪着光泽的浅棕色的皮肤，是个美人。她活泼好动的性格使她十分容易与人相熟。”
杨静当时在大同图书印务局工作，而戴望舒也正好在此供职。大同图书印务局中日本人经常进进出出，戴望舒担心杨静的安危，于是劝她辞掉工作，到他家中帮忙抄写文稿，由于朝夕相处，情愫渐生。而远在上海的穆丽娟始终没有响应戴望舒的呼唤。因此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戴望舒致函穆丽娟同意离婚。
次年五月三十日，戴望舒与杨静在香港结了婚。婚后，他们先住在薄扶林道原来的房子，后来迁居干德道，最后搬至蓝干道，都是景色幽雅、地方宽敞的住宅区。
戴望舒除了写作、编副刊，还在胡文虎家中任补习老师。一九四四、四五年，女儿二朵（咏絮）、三朵（咏树）相继出生，给家庭带来新的欢乐。戴望舒在诗中就这么写着：“不如寂寂地过一世/受着你光彩的熏沐/一旦为后人说起时/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
然而由于两人在婚前缺少相互了解，年龄、教养和性格上的差异，使得他们无法在同一感情层次上作对话。杨静外貌固然宜人，但她的感情带有明显少女式的跳动性，敏感的诗人常常觉得把握不住、捉摸不定。一个需要平静安定，一个则青春活跃，两个人隐伏的分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一九四六年春天，戴望舒全家回到上海。一九四八年夏，他携妻带女再度流亡香港。但生活无着，戴望舒又陷入困境。这期间家庭风波又起，同年底，杨静爱上了住于同一幢房子的蔡姓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虽然极力想挽救婚姻，但最后还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签字离婚了。之后，戴望舒携带咏素、咏絮（另：咏树归杨静）搬到叶灵凤家客厅暂住。
一九四九年三月，戴望舒带着喜悦激动的心情，携两个女儿与诗人卞之琳一起，乘船经天津塘沽回到北京。他参加了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盛会，被推选为作协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理事。他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和生活，但病魔却过早地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戴望舒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香港作家兼学者小思（卢玮銮）在文章中谈到薄扶林道戴望舒的“林泉居”时说：“五十多年来，薄扶林道改变得太多了，哪里还有松林？哪里还流着小溪？你不必去找山坡路口的木牌，因为‘林泉居’已经拆掉了——它却永远存在爱诗的人的心中。……失去的园子，永远失去！‘遮断了魂梦的不仅是海和天，云和树，/ 无名的过客在往昔作了瞬间的踌躇。’（戴望舒《过旧居》）”。
是的，曾经是林泉居的主人，转眼间成了匆匆的过客，而我们又冀望能寻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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