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各在烦恼中过活，但必须极肯定人生，乃能承受一切幻灭转变，随时赋予环境以新意义，新追求，超脱命运，不为命运所玩弄。生活可以随遇而安，但是内心深处要有一个生命的归宿。 ——琦君

台湾与大陆，如同游子与母亲。多半个世纪以来，虽然一湾海峡隔断了归家的路，但是无数流落在外的儿女，对母亲的深情与思念从未止息。余光中先生一首《乡愁》，吐露了万千游子的心声，他们中许多人一生走遍世界各地，旅居海外多年，但是魂牵梦萦仍是中国故乡，从少年到青年、中年、直至老年，痴心不改，至死不渝，琦君就是其中一位。

琦君，原名潘希真，原籍浙江温州，台湾地区女作家、散文家、师承“一代词宗”夏承焘，文学造诣颇高。其文字至纯至美，情怀至真至善。一生著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四十余部，并被译为英、日、朝鲜文，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曾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2013年台湾对三十年来图书出版情况做了一次调查，统计结果作品最畅销的男女作家分别是林清玄和琦君。

台湾30年图书最畅销女作家琦君

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评论说：

“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重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

在台湾，琦君服务于司法界，历任台湾当局高检处记录股长及司法行政部编审科长等职，同时在大学任教，并挤出时间写作。虽然写作年代和范畴幅度很广，作品丰沛，但是写作主题永远只有一个：通过怀乡忆亲，抒发对大陆故土的深沉思念，追寻心灵归宿与精神原乡。《心安是归处》这本书纵横琦君整个创作生涯，为读者精选出个性鲜明，情感饱满，最能全面代表时代风貌的作品，还原琦君最真实的精神世界。

琦君60周年散文精选《心安是归处》

一、《橘子红了》：原生家庭真实写照，苦涩的生活里酿出芬芳与希望

很多大陆读者熟悉琦君，从周迅，黄磊，归亚蕾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开始，这部家庭伦理剧由李少红导演执导，改编自琦君同名小说。剧中讲述了中国清朝末年，一个江南小镇上，容家大太太由于不能生育，给丈夫容耀华买了佃农女儿秀禾传宗接代。容耀华的弟弟耀辉代替大哥与秀禾成婚，在掀起盖头一刹那，两个年轻人互生情愫。秀禾怀了耀辉的孩子，但是道义、责任、伦理、门第都不允许耀辉接纳秀禾。

最后，在耀辉和娴雅的婚礼如期举行时，秀禾生产大出血走向死亡。“橘子红了”这一隐喻性语言，象征着封建时代女性的一生：生存悲剧、生育悲剧、爱情悲剧。

《橘子红了》剧照

这部小说素材，来源于琦君真实原生家庭。她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种封建旧式家庭中度过。耀辉和秀禾的原型是她的三叔和家里丫环小玉，戎马生涯的父亲带着新欢二姨太去城里生活，小小琦君跟随大太太“母亲”在乡下忍辱负重，背负生活重担，遭受种种委屈和冷遇。

“母亲”虽然夫妻恩情中断，被丈夫在情感上抛弃，大半生独守空房，但是本质心地善良、宅心仁厚、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言行秉承“母心，佛心”，一生坚持真、善、美，对丈夫毫无怨恨，兰心蕙质、勤俭持家、无私奉献，成为“女儿”心灵港湾和传统美德典范。

在母亲的影响下，琦君认真做人，努力读书，对世间万事万物抱持深厚诚挚的情感，对家国和故乡凝聚无比浓烈的热爱，并从身边人命运悲剧中体味出高尚的人生境界和永不泯灭的希望。

二、母亲与独一无二的“中国味道”：交相融汇，不分彼此

在琦君的笔下，母慈女孝，母女情深，除了孤独与心酸，母亲可以说是“旧式完美女性”的代表。

母亲心灵手巧，会把摇落的桂花，晒到半干用瓦钵装起，一层蜜糖一层花，压实封好，做成“桂花卤”，平常用来做糕点、煮汤圆、糯米粥；会把最嫩的雨前茶焙热，和入桂花，让香味完全吸收进茶叶中；会把剩余的落花装进枕头芯子，制为诗人说的“香枕”。玉兰盛开时，母亲用玉兰花瓣和了面粉鸡蛋，做出香软的“玉兰酥”。母亲擅长绣花、会做独具特色的“潘宅菜干”。

一年四季，母亲都在忙碌。农历春节，母亲忙着蒸糕、酿酒；元宵节，搓汤圆；清明节，穿花球；端午节，母亲包粽子，种类很多，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莲子红枣粽；中秋节，母亲炒馅做团圆饼，甜的是猪油豆沙，咸的是雪里蕻炒肉末；冬至那天，母亲要泡“八宝酒”，到了喝春酒的时候，开出来请大家品尝。年复一年，繁琐劳作里，母亲总能做出新鲜别致，情趣盎然的东西。

琦君笔下每一种滋味，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味道

母亲菩萨心肠，每逢春节和端午，专门给乞丐做“富贵年糕”和“富贵粽”，红糖要加足，不掺糖色。母亲爱意深沉，心思细腻，具有文艺气质。虽然父亲从不专情，但是母亲仍然孜孜不倦向丈夫传递着相思与缠绵，用千百块碎绸密密麻麻缝出一条“富贵被”，祈愿丈夫“长命百岁，大吉大利”。

母亲文化不多，但是能背千首诗歌，博古通今，喜欢把《本草纲目》放在床头随时读。母亲目光长远，鼓励女儿好好读书，将来和男儿一样能中状元。在小事情中，母亲总能总结出大智慧，说话经常妙不可言。

当世人都以为如此美好的母亲，是琦君天生的福祉时，2001年，85岁的琦君在台北教育大学教授廖玉蕙的访谈中，却吐露出一段隐秘的心事：

“我出生时，父亲出外经商，一直没回来，我妈妈认为我不详，就把我丢在地上，是大伯母把我抱起来的，其实从那时起，她就是我妈妈了，对我天高地厚之爱，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兄妹长大。”

跨越了血缘的母亲，更让人震撼于琦君笔下“母爱”的伟大与深重。台湾尔雅文化创始人隐地说：“读琦君的文章，会很容易地进入那个和乐敦厚的东方世界。”其实，除了母亲，琦君笔下塑造的阿荣伯、阿标叔、婶娘、恩师，甚至离家的“父亲”与二姨娘，也都充满着浓浓的东方韵味，言行间处处流露中国人的和乐敦厚。

母亲为归亚蕾饰演的《橘子红了》中大太太原型

琦君一生崇仰母亲，不如说她是在崇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追忆农历节日民俗母亲制作的手工美食，其实是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其间包裹的每一种滋味，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味道”。

琦君的文字，读的越多越能发现，母亲与祖国，母亲与故乡，在她心中，早已交相融汇，不分彼此。无论一生走到什么地方，身份如何变化，她认定自己永远是中国温州的女儿。

三、精神原乡与做人、写作态度：发挥温柔敦厚美德，把握真善美原则

对于离开大陆赴台湾，琦君一生耿耿于怀，在《乡思》一文开头写道：“来到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念，也就与日俱增了。昨夜梦魂又飞归故里……”。在《家乡味》中，她又说：“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生活上尽管早已适应，而心情上又何曾忘怀于故乡的一事一物。”

据家人说，琦君在临终的病榻上常常说梦话：“我要回故乡温州”。山长水远，琦君一生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迁居美国，又从美国回到台湾，终是未能叶落归根。晚年琦君为记忆衰退而苦，幸亏她有一支笔，穷尽一生，已将她记忆中的一草一木，尽皆入文，成为永恒的纪念。

忆中的一草一木，尽皆入文，成为永恒的纪念

琦君半生飘零，但精神原乡和写作灵感从不曾离开故乡半步，在《留予他年说梦痕》中她剖白：“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

在创作和做人上，她恪守着恩师的启迪：女性在文学上当充分发挥温柔敦厚美德，柔能克刚，可增进人间祥和气象。她视印度耐都夫人为“新女性文学典范”，钦佩她谦和礼让，一手握笔，一手相夫教子，治理家务。

在社会形态快速变迁中，琦君认为新与旧一脉相承，如一棵树，由根茎吸收大地的营养，由枝叶接受雨露阳光，才能欣欣向荣。没有传统，何来现代？在开放社会里，从事文学写作的女性，应当于旧传统女性美德中，汲取更高尚的人生境界。作品必须言之有物，不写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不写哗众取宠的色情暴力，把握真善美原则。

诗人白居易在《初出城留别》写到：

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

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这也是琦君一生的心路历程，特别是“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失去了故土家园的女儿，用文字构筑了心灵故乡，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之美，为我们带来滋养人生的力量，启发我们在阡陌红尘中，找到自己最心安的生命家园与灵魂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