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介 编辑丨覃旭

51岁的乡镇医生江一明（化名），曾连续两个月奋斗在抗疫一线，没想到在疫情缓解后，却倒在了自己工作的诊室里。

江一明是武汉市一家乡镇卫生院的内科主任医师，他 3月底回到家中后，没有休息一天，又开始了正常的接诊。4月27日上班时突然晕倒，送医后被诊断为脑溢血，当日就进行了两次手术。

第二天，他的妻子王继红（化名）被告知，江一明已被宣布脑死亡，最好的结果就是变成植物人。但家属们最后也没有等到这个结果，5月9日上午九点二十五分钟，重症监护室医生宣布江一明死亡。

因为从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到最后死亡超过了48小时，按规定不能认定为因公殉职，无法得到工伤赔偿。对此江医生家人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5月15日，王继红等到了好消息。她告诉《凤凰周刊》，单位把江一明住院的费用结了，区里的领导也已经在处理，目前医院、卫健委和区领导正在积极协调解决问题。

在三十多年的乡镇医生生涯中，江一明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拿过“人民满意好医生”称号和 “最美乡村医生”称号。原本，妻子替50出头的他申请了不再值夜班，医院也同意了。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这一切。

突然倒在诊室，还穿着隔离服

4月27日一早，江一明还是像往常一样在六点前就起了床。洗漱过后吃了几口面包，他就出了门。因为疫情的影响，乘搭公交车还不方便，他最近会骑二十分钟电动车赶往卫生院。乡镇卫生院的患者总是很多，不少人会在七点半上班之前就先在诊室门口排队等他。

王继红很多年前就下了岗，最近几年在附近的一家幼儿园打工，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目前幼儿园还没能开学，她也无事可做。那天她起床比较晚，没有和丈夫一起吃早饭，甚至也没有说上一句话。

九点多钟的时候，王继红接到亲戚打来的电话，问她江医生在哪里，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以为丈夫出了车祸之类的意外。她没有往突发疾病的方面想过，毕竟之前丈夫还一切正常。前一天晚上江一明还在吃完晚饭后出门散了会儿步，在十点之前就上床休息了，没有任何不适的征兆。

但紧接着弟弟又打来了一个电话，让她快点赶到医院，说江一明中风了。但等到王继红晚上十点多钟赶到医院的时候才知道，丈夫是在诊室工作时突然昏倒了，当时他还穿着厚厚的隔离服，戴着护目镜。

医院的入院诊断上写着：左侧脑内出血、高血压，拟急诊手术治疗。王继红签了字，和医生一起推着江一明去手术室。江一明始终昏迷着，也没能看妻子一眼。

他的高血压是2015年左右确诊的，之后一直在按时服用药物。王继红说，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疾病，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一直很规律。

转入重症医学科后，4月28日凌晨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之后王继红被告知，丈夫的瞳孔放大，已经被宣布了“脑死亡”，即便有奇迹发生，最好的结果就是变成“植物人”。

当天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王继红脑子一片空白，在上面签了字。

但家属们还是不愿放弃，一直靠药物和呼吸机维持着江一明的生命。医院的同事、领导以及区卫健委的领导们也来医院里看望过他们，了解相关的情况。

王继红整日整夜守在病房里，直到5月9日上午九点二十五分钟，重症监护室医生宣布江一明死亡。

周遭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难过。江一明昏迷的那天早上，出门前他还遇到了几个老邻居。大家打了招呼，还随便闲聊了几句。

超过48小时难以认定因公殉职

丈夫去世后，王继红找到单位和当地卫健委的领导后被告知，因为他突发疾病后直到5月9日才被宣布死亡，超过了48小时，因此按照规定无法被认定为因公殉职。

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由人社局来决定，王继红说，单位领导会跟人社局再商量一下。但从法律和政策规定本身来看，是存在障碍的。

这个问题不止王继红家碰到。实际上，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而无法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况屡有发生，也多次引发争议。

此前，四川乐山市草堂高中的一名职工在工作时突发疾病，脑内出血，送到医院后抢救56小时后死亡。最终这名职工无法被认定为工伤。乐山市人社局出具的决定书显示，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的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而该职工在医院抢救了56小时。

对此该职工家属质疑，“难道因为要认定工伤，就要求家属在48小时内放弃抢救吗？”有专家当时表示，48小时针对的是自身疾病的情形，而非工作直接造成的。倘若工作中，被机器砸伤或者发生地震、事故而受伤害，即使超过48小时离世，也算工伤，可以得到赔偿。

据《成都商报》报道，乐山市人社局相关科室负责人表示，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如果是职业病，经认定后，那无疑是工伤的范围；如果不是职业病，谁又来认定发病与工作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对于江医生的情况，王继红认为，丈夫突然病倒和之前连续工作带来的长期疲劳有关。从大年初六（1月30日）开始，江一明所在的乡镇卫生院被定为新冠肺炎定点隔离医院后，他就一直坚持在抗疫一线工作。

那段时间，江一明按照医院的规定一直待在医院里，不能回家。他负责在门诊部接诊，每天要筛查大量的病人，为他们做出诊断。乡镇卫生院的条件无法做核酸检测，他会安排病人在那里做完咽拭子取样，再送到大医院去。

王继红记得，卫生院最多的时候大概也只有30张病床，住进来的有疑似的病人，也有已经确诊的，其中感染的一名病人就是卫生院的同事。丈夫白天工作的时候很忙，他们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打打电话。

当时她最在意的事情就是丈夫有没有做好防护，有没有时间吃饱饭，对他每天的工作倒没有怎么过问。江一明告诉她，穿着隔离服总是没有办法喝水上厕所。

虽然中午食堂十一点半开饭，但因为他负责接诊，总要把病人看完了才去。每次到的时候都已经十二点多了，只剩白米饭，没有菜了。后来食堂一位好心的师傅，会给他留一点热菜。

乡镇卫生院的住宿环境也不好，江医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额外加了一张床。因为医院的厕所是公用的，在那里洗澡担心会被感染，实在不舒服的时候他便只好打一盆水，在办公室简单擦洗一下。那段时间正值武汉寒冷的冬季，但也没有办法。

做了30年乡镇医生，原本今年可以不用值夜班

直到3月底，卫生院的新冠肺炎病人都陆续转走了，抗疫的工作也暂时告一段落。做完核酸检测后，江一明终于可以回到离开两个月的家。王继红劝他休息两天，又说新闻里医生都要隔离休息半个月。但丈夫说乡镇医院人手不足，病人又不少，没有这个条件。

回家后的第二天，江一明又开始了日常的接诊工作。他在医院的职位是内科主任医师，但乡镇医院没有那么仔细的划分，实际上他很多病都看，办公室的牌子挂的也是全科医师。除了不做手术外，日常的看病开药或者咨询，都是他的工作。

医院设备简单，只能做一些小手术，江一明会耐心地给病人做出建议，可以去哪家大医院再检查。和疫情期间一样，他总要等病人都看完了，才会结束工作去吃饭。

乡镇医院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来看病的大多是附近的乡亲，大家彼此之间也都认识。因为江一明比较热心负责，受病人信赖，即使下了班他的手机也总是响个不停。王继红记得，之前二人一起散步锻炼时，总有人打电话问核酸检测的结果，想让他帮忙预约，或者是咨询其他疾病。

江一明和王继红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从1990年毕业后，他就在当地乡镇卫生院工作，已经30年了。妻子对他的评价是“老实憨厚”，很少考虑自己，也不想麻烦别人。

他常年都会趁着午休的时间帮乡镇的一些老年慢性病患者买药，晚上下了班再走街串巷地送给他们。有位中风的老师行动不便，他就下了班后带着药物和器材去家里帮他打针。有时医院里会住进来年纪很大的老人，亲人也不在身边。江一明会帮着他们上厕所，给他们倒尿，做一些清理。

他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好，每天下班后吃完饭就和妻子一起出去散散步，帮附近的人测测血压，一起聊聊天。

江一明有一个儿子，2019年11月刚刚在武汉开始工作。在微博的一条评论里他写道，我爸爸对病人可谓是尽心尽责，反而对自己却马虎了，没有想到自己也是个高血压患者。

2017年，江一明被评为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称号，同时也是“最美乡村医生”。王继红记得，在当地会议大礼堂颁的奖，电视台也采访过，播放的时候他很开心。

今年江一明已经51岁了，妻子一直不想让他再值夜班。卫生院的规定是，每周要排一次夜班，他被安排在星期二。王继红说，每周二江一明要先上一天白班，夜里在办公室值班，有病人来就要起来接诊。等到星期三的上午再上半天班后，才可以休息半天。

王继红怕他身体吃不消，让他和院长申请不再安排夜班，但最后还是妻子去开的口。卫生院原本答应了，从2020年开始，江一明可以不再值夜班。

但疫情的突然暴发改变了这一切，住在卫生院负责抗疫工作的时候，他也还是要跟其他同事一起轮班。即便之后恢复了正常接诊，他也一直到4月中旬才正式结束了夜班的工作。

丈夫去世后，5月14日，王继红接到医院领导的通知，让她准备材料，包括病历、诊断结果和死亡证明等。但因为家里条件不好，还没有去医院缴费，所以她没拿到纸质版的病历和诊断结果，只是委托医院的朋友用手机拍了没有医生签字的材料。

王继红不知道丈夫的工资卡密码，只知道他每个月大约有3000多元的工资。她去了一趟银行，对方说不知道密码的话，还要等公证过后才能帮她把钱取出来。

好在，5月15日，单位帮她把住院期间的费用结了，区里的领导也表示已经在协调处理工伤认定问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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