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冯骥才散文漫谈:自然与人文的交响

内容摘要显然,作为画家的冯骥才是敏锐的。这从他的散文可以见出。一般而言,20世纪后的作家对于自然风物已经稍显迟钝,更不用说在文字中加以强调和刻画。难道那个“自然”真就叠印进了史籍之中,成为19世纪的旧物? 如同对这“旧物”的缅怀,《逼来的春天》中湖

显然,作为画家的冯骥才是敏锐的。这从他的散文可以见出。一般而言,20世纪后的作家对于自然风物已经稍显迟钝,更不用说在文字中加以强调和刻画。难道那个“自然”真就叠印进了史籍之中,成为19世纪的旧物?

如同对这“旧物”的缅怀,《逼来的春天》中湖上的冰层,雪与风,绿意与春光,以及破土而出的苇芽,虽然它们是年年靠近我们的,但也因为“年年”而被熟视无睹,作家笔下的春天是“闻”到的,从视觉到嗅觉的打开,再进一步,是《苦夏》中的“苦”——这又是味觉了,而一大半写作在夏天完成,则又牵出了一种触觉——“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玻璃上的美妙无比的感觉”。这是由触觉而引起的“心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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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畔清谈冯骥才

《秋天的音乐》是听觉,作者戴着耳机,“近景从眼前疾掠而过,远景跟着我缓缓向前,大地像唱片慢慢旋转”。他听出了秋天的抗拒和庄严,“为了再生而奉献自己的伟大的死亡啊”,艺术对于人生的安慰,使得心景可以互换,正如《冬日絮语》中所言,“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时光》《日历》《马年的滋味》等写的都是时间,然而在这自然的时间之上还有人文的充实,比如,“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

我很喜欢这个“是不是”,它让诸多酸甜苦辣、驳杂种种都有了尘埃落定的意味。

除了对于时间的感怀,冯骥才有更多的篇章写空间或物象。《书斋一日》《书桌》《空屋》《书架》《乡魂》等,它们同时书写了一种力量——来自人文和故乡的——“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吸住一切属于它的人们,不管背离它多久多远。似乎愈远愈久便愈感到它不可抗拒的引力”。

文学的吸引力,之于冯骥才的意义是不一般的。《无书的日子》中,他说自己不是把写书视为一种消遣,而是“创造生命”。文学的纯度可见一斑。《遵从生命》《水墨文字》等记载了往返于文学与绘画之间的甜蜜,而由于两个身份的“挪动”,使得冯骥才的散文呈现出两个“区间”的视点。文学家和艺术家对“人”的关注,体现了他与其他散文家的不同。就是说,别人可能只有一个区间,而他是在两个或者更多的舞台上起舞。

《致大海——为冰心送行而作》《记韦君宜》都是记人的深情之作。这里所说的“深情”不仅指文章本身的艺术,还包含着文章所记录人物的人格。尤其是《致大海》中写道:“拿了人民的钱就得为人民说话。”冰心的眼神如此有力,作家对这种气概和威风心生敬佩,“您吐字和您写字一样,一笔一画,从不含混。您一生都明达透彻,思想在脑海里如一颗颗美丽的石子沉在清亮见底的水中。您享受着清晰,从来不委身于糊涂”。文章写出冰心的风骨,也写出她的童心。这种对于前辈作家品格的礼敬,也渗透在对韦君宜的记述中。这意味着前辈作家拥有的真诚与无私的品格,已然传递到了写作者的血脉中。

《永恒的震撼》《留下长江的人》是冯骥才散文中为数不多记述当代艺术家的篇章,无论是对于画家李伯安长卷《走出巴颜喀拉》的书写,还是对摄影家郑云峰投入多年抢救长江文化的行为与创作,他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于此,我们看到冯骥才保护中华文化的那份投入和深情。“深情”是成就一切文学艺术的关键,如果我们对祖先和前辈留下的文化不爱了,那么文学艺术也就没有了传递和创造的可能。而那一天也一定是文化的末日,是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人类的末日。但愿那一天永不到来。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像前辈一样,不仅把文化传下去,而且把对文化的热爱传下去。

这是一个艺术家必须做的,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做的。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冯骥才对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的珍惜和热爱。在《燃烧的石头》中,作家对罗丹和克洛岱尔关系的处理,注重站在女性的角度说话,这样的勇气大多数作家做不到。《最后的梵·高》写的是画家梵·高生命最后一年半时间中为艺术燃烧的激情和痛苦,世俗生活的失败与艺术殉道者的伟大,交织出艺术的崇高和辉煌。《看望老柴》写聆听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感受。三篇都是有“我”的写作,“我”作为记述者在看,在读,在听,在路上,追寻与感受,使得“我”获得艺术的真谛,“把个人的苦难变成世界的光明”。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冯骥才不惜暂且放下个人小说创作,而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中。他在80岁时说:“如果回到60岁,我还是要放下小说,去做文化遗产保护。”为什么?答案就藏在他的散文中。

绘画、写作、教育、文化遗产保护,这四驾马车的奔驰,构成冯骥才的生活。

我想起20多年前,在天津和冯先生见面,他对我讲起的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我仍记得在并不宽敞的书房里他谈起即将消失的民间文化的热切,他是为了文化敢于把一己暂时搁置的人。这样的人,心有大爱,而这大爱,大多数是没有时间去过多叙述的。相比于一个叙述人,那时到现在的他,更是一个行动者。

这由生命而叠加进去的行动,当然,在《游佛光寺记》《杨家埠的画儿》和《癸未手记》中可以看出来。之于文明,他已深入其中,并正在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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