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8年5月11日，美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上海拍下了一张照片，他给这张照片的备注是”共产党人朱大同，视死如归，大笑赴死”。

照片上这个名为朱大同的男人，头发梳得很整齐，脑门锃亮、鼻子高挺，穿着单件衬衫；他的眼睛眯成了两条缝，却露出了一口白牙。是的，他在笑，他笑得十分坦然，而周围的人或表情严肃或一脸茫然，仿佛并不处于同个情境之中。

这是一张充满了谜团的历史照片，包括拍摄者所作的注释也是扑朔迷离的一部分，人们最好奇的是：照片上的这个他为什么笑？

有人说他笑是慷慨赴义、有人说他笑是恬不知耻、有人说他笑是死得其所……

历史的真相是一条奔腾的河流，又时在地面流淌，又时在地下涌动，不过它从未在这个世界消失、只是隐没于众人的目光以外，继续完成着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朱大同是谁？

朱大同，民国23年叛变投敌、成为中统特务，民国25年致使枣庄早期党组织创始人郭子化被捕。

民国28年1月在家乡萧县秘密发展特务组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五月发表多篇文章诬蔑中国共产党、侵蚀抗日民主根据地。

民国30年春亲自率兵攻击萧东办事处，同年夏被日军逮捕后又因向日军投诚而被释放，民国38年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以叛国罪处决。

但朱大同的经历又可以这样书写，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已经被逮捕的郭子化在他”疏忽”下巧妙逃脱，1941年被日军逮捕后逃脱或被”释放”。

1942年领兵与日本人交战44次，1949年2月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策反保安团、警卫师、要塞炮台部队迎接解放军渡江。

1950年顶着”滔天罪名”被新中国上海市政府追认烈士，1981年再次被民政部认定为烈士。

当人们看到第一段描述时，或许和围观朱大同临刑的百姓一样，对他充满了鄙夷和唾弃，一个几次变节投诚的无骨气叛徒，一个卖国偷生的罪人，双手沾满了罪恶，死不足惜。

可第二段描述出来，人们迷惑了，这怎么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隐蔽战线战士，一个奋勇抗日的英雄，在龙潭虎穴中机智周旋，在烈火之中永垂不朽。

疑问涌上众人的胸口，由此，朱大同的疑点重重的人生经历就成了一个个问号，怎么一会儿是个叛变者，一会儿是个烈士？一会儿有卖国的嫌疑，一会儿又去领兵抗日？

一会儿说是他投机不成、一会儿说他是投机的不爱国，正是因为爱国。他到底是谁？

然后又望向那张他满脸灿烂的照片，拍摄于被处决之前，颇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之风范；再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乃至今日仍有人争论他是英雄、十恶不赦的坏人还是投机者。

朱大同的争议

首先有人对他的烈士身份产生了质疑，是不是1950年信息不足，没有发现其丑恶行径，误判为烈士了？

但1981年的再次认定证明朱大同确实是烈士，不存在信息不对等误判的情况。那是不是只为了表彰他为1949年的策反活动所做出的的贡献、不再计较曾经的过失？

想想，一个看似早早叛变又沾满同志们鲜血的恶人，如果真如此，那两次评为烈士怎么给牺牲的同志们一个交代和公正？

一个轻易变节、贪生怕死的人，凭什么用烈士这两个字称呼？朱大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评定其为烈士，是承认他后期依旧是地下党成员的身份、还是表彰他的某个行为，其实两次烈士身份的评定已经将答案昭知天下。

于是人们开始怀疑，朱大同是否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的英名册上，答案被找到了，上面明确写下朱大同”中共地下工作者”。

在以往资料中，并未明确指出朱大同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的是地下活动，反而明确的是他有成为中统特务的经历。

中统等特务机构向来以阴狠严密著称，不可能容忍一个中共地下党来到他们当中继续工作。有人又问，如果是他真的是红色特工，那为什么没有郭子化为他公开翻案的资料？

这倒是非常好解释，地下党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身份必须保持隐蔽，就算真要放走郭子化，他也可能不会暴露自己潜伏的事实，如果所救的是歹人，变节之后将自己供出，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如此分析后再回看那张就义前的照片，那样的笑容于当时的不知情者看来是恬不知耻，于今天不熟悉那段历史的现代人是莫名其妙，但是了解的人怎会不动容。

这样的笑容并不是独一份，台湾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被处决前，敌人曾想拍下他们狼狈不堪的样子来宣传，不想个个都是从容不迫，面带微笑，这或许就是隐蔽战线战士视死如归的自豪。

因为没有明确的历史资料支撑，朱大同的事件仍有许多疑点变成了猜测，需要等待历史资料的进一步解禁研究，但朱大同是烈士的事实，不可否认。

地下工作者的身份需要经过漫长的历程才能被确认，这不只是朱大同一人的遭遇，作为隐蔽战线战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从选择革命开始，生死都置之度外，根本就无惧陨后无名的结局。

无名英雄

因为谍战题材影视作品的盛行，革命年代的地下党其实并不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群体，但文艺作品在艺术加工后，和历史原貌始终还是存在差距。

大多数人都以为革命胜利了、好人马上就可以有好结局，事实上，革命胜利的红色旗帜，是革命者用鲜血换来的。

因工作性质而特殊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名字要被大张旗鼓地写在胜利的旗帜上，确实困难重重。

有的人，哪怕革命胜利，还要继续潜伏在岛上的虎穴之中，保护新中国的安全，有的人牺牲了，一旦身份公开，他们亲属后代的安全和平静生活或许会遭到威胁。

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些在黑暗中争取光明的革命者，阳光一时难以照耀在他们的身上。受文艺作品的影响，人们给这份艰苦的革命任务赋予了很多浪漫色彩，事实并非如此，完成这项工作的困难与痛苦是人的想象难以抵达的。

地下工作者们需要深入龙潭、在危险重重的敌人心脏附近工作，才能获得最有重要的情报。

他们要扮演心中所厌恶痛恨的敌人的一员，穿着敌人的制服、喊着敌人的口号，他们要躲过中统、军统多疑狡诈的目光，还要安全把获得的情报送到联系人手上。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不止他们自己、亲属和师友皆遭大祸。

更为困难的是，为了保证隐蔽战线战士的安全，其工作组织形式基本采用的是单线联系，这是用血流成河的惨痛教训换来的经验。

早期出现过一些品性不坚的变节者，各个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严重的几乎瘫痪、承受的是灭顶之灾。

49年前后，为了完成国家统一大业，1500余干部入台，可因叛徒出卖，1100余隐蔽战线先烈被公审处决。但单线联系的不利之处是，一旦联系的任一端被切断，隐蔽战线战士的身份将难以证明，他们中的许多人，惊心动魄的革命事业一生也不会被人得知。

敌人的手段是极其残暴的，他们”宁可错杀也不放过”，每一次执行任务，每一个人都是死士，哪怕能劫后重生，有时迎接他们的不是荣誉和奖章，而是百口莫辩的骂名，是死无对证的含冤而终。

如今，许多秘密文件解禁，一些含冤的地下工作者同志得以平冤昭雪，却也有不少革命者，哪怕是经过辟谣、他们的名字已经被评定为烈士。

谣言依旧甚嚣尘上，被别有用心之人用春秋笔法抹杀他们的功绩、诬蔑他们的英名；其实许多谣言是不堪一击的。

不可思议的是，总会有人盲目听从，不去了解、不去认识，或是对教科书、对正史嗤之以鼻，转去对一些野史杜撰崇拜盲从。

历史在他们那里，不过是打发闲暇的、非常无趣的通俗小说，那些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人，在他们眼中，也成了投机者和阴谋家，这暴露了现代人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是冷漠的。

没有白流的血，只有悲哀的人，悲哀的不是奋勇的英雄，他们给了无数的后人一个光明的未来，岂曰无名？

山河即名；悲哀的是那些不记得的人，他们不知来路，自然也将困苦于去处，光明始终在等待他们，而他们自己背离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历史冷漠的旁观者，每个人都是汇成这条奔腾江河的水滴，选择蒙住双眼不去目睹它的真容，遗忘了源头的先辈，将难寻自己的流向。

拨开混沌的迷雾，执一支公正的笔，是对先辈、对自己的负责，也是给后人留下一片真相的阴凉。

文/南宫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