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代表日本皇室的是菊花，但樱花是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国花。每到樱花开放的季节，就有一大批游客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拥向遍布日本全国的赏樱场所。
樱花的生长条件—喜光，喜肥沃深厚而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以及空气湿度大的环境，耐寒，忌积水与低湿——与日本的自然条件非常吻合，适合种植，但为什么能够拥有国花的地位呢？
日本樱花国花地位的形成，实际依托于象征意义的流变，是日本人思维从无意识和直觉中“觉醒”，走向自觉、主动的过程。本文将以时间为脉络，阐述其形成的深层原因。
▲日本樱花节上游人如织
1. 神的牺牲：植物崇拜与樱花象征
原始社会中，人类对动物、植物与图腾普遍产生崇拜，这种崇拜思维是直觉与无意识的产物，蕴含着民族文化的原始意象，是后来民间文化中民歌、故事等等的原型。
针对日本民族而言，下面是《古事记》的记载：樱花代表着日本民族的生命观，且从远古时期就有相当的代表性，樱花象征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代表着古代农业生产力，也说明日本人以樱花解释人类为何短命。
▲日本赏樱日期可从3月份自南向北持续到5月份
古代日本的宇宙观中，山神宿在樱花花瓣里亲临稻田，化为稻田神，料理耕种，因此樱花一开，农民就获得了应当插秧的信号。这种也体现了神（乃至天皇）为人类而自我牺牲的日本古文化。
这个阶段的樱花象征还没有摆脱植物崇拜的色彩。由此可见，樱花作为一种形象，在历史中以被创造的方式浮现，其源头和本质是神话形象。
▲樱花女神木花开耶姬
2. 日本曾经偏爱中国的梅花
但是，樱花在日本并不一直都有重中之重的地位。
受古代中国的影响，收录自公元三四二年到七五九年和歌的《万叶集》中，花意象大多都是梅花，多用以表达情思，哀叹时光流逝；
如“有心当夜梅；却忘记——折取一枝归”、“妹家花开，梅花结实时；可如意安排”、“人说，梅花开又逝；当非我，结标那一枝”等等；而提到樱花的诗句***。
梅花受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受外来汉文化的影响，还因为樱花被神话传说蒙上了神圣色彩，难以贴近人们歌咏的世俗情感。
3. 生命平等：樱花象征思维的自觉化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有所进步，神话渐渐成为一种沉淀，不再直接显露。原始象征为中世和近代的象征所改造和继承。据《日本纪略》、《禁秘抄》与《帝王编年记》等史籍，9世纪中叶大臣庄园中方种有樱树，皇宫和太子宫前也时有种植，这时上层阶级开始将审美眼光转向樱花。
894年，日本停派遣唐使，终止中日官方交流，这也为抑梅花、扬樱花的风俗营造了很好的条件。从平安中后期开始，樱花脱离土俗边缘，迈向社会中心：***和武士举行樱花宫宴与“樱狩”，即赏花或赏花加狩猎的活动。
日本画家为摆脱汉画的支配，也选择樱花作为绘画对象。
▲浮世绘中的日本***赏樱
而在江户时代，樱花的地位才超过梅花，成为集体情感的寄托。
许多***借樱花抒发情感，如阿宝亲王之五子在原业平，曾任右马头，左近中将，后迁相模，就留下了“世上若无樱。心情宽畅多安宁。不盼花期讯。何时何地睹倩影？花落更伤神！”的和歌；
没落***家庭出身的纪贯之也写道“下榻山麓边，惯看春来花枝展。夜深酣睡眠，梦中繁花犹再现。樱瓣飘飘然”，等等。
以***的集体情感为起点，樱花象征的世俗化开始了，这也是生命平等观发展的历程。
日本中世，往生地狱的佛教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平安时代中期，天台宗佛僧源信编选了《往生要集》，宣扬直视并远离现实之苦与不净，向往往生净土，方入觉悟之境地，体会入境之欢愉。
这种观念，在临终祈愿往生极乐的众生中扎下根来，比如当时流行的“草木悉皆成佛”观念，都脱离了人的范畴，指向众生平等。
到了德川幕府时期，儒学（朱子学、阳明学、古学）与神道并存，文化氛围多元，出现了无常、虚幻、滑稽的樱花形象，松尾芭蕉在当时写下，“天也醉樱花，云脚乱蹒跚”。
到了近现代，天赋人权论和达尔文主义的传入推进了日本生命观的近代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的概念在欧洲兴起后，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近代国家创立，樱花也被植入日本国的共同体，渐渐成为日本的国花。
▲浮世绘中樱花树六曲屏风
另外，20世纪初，欧洲流行一种把“生命”等同于世界原理的观念。由于日本的本土意识在世界潮流冲击下增强，许多领域都要求有别于西洋思想的革新，如美术领域有冈仓天心，音乐领域有众国乐教育提倡者。
在这种氛围下，宇宙的生命观东传后，日本也将其本土化为另一个形态。
日俄战争时期及战争结束后，摆在大众面前的根本问题变成生命当如何面对生命的国际性问题，由此催生了新的思想，多数是从宇宙原理的意义上，对生命进行思考。
这一漫长时期的樱花具体形象，蕴含着去阶级化的表达，原始神话中的神也在此暂时缺席，一切都彰显人乃至更广阔生命的情感和价值。
4. 明治维新之后的樱花形象
在明治维新后，樱花文化象征的发展可划出“两条路线”，一方面，国家民族主义自上而下自然化，另一方面，大众文化自下而上地向民族主义靠拢，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国花的符号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改造，樱花被赋予了统治和军事征伐的色彩。
比如，皇宫前种植樱树，象征着国家重新启用古代的禁卫。统治阶级用此种对军人军事的美化和浪漫化的方式，征募新型现代军人；在靖国神社种植樱树的原本目的是抚慰军人阵亡之魂，后来这种象征主义被法西斯国家改造，用来象征军人死后之魂。
原始的神话形象看似在日本法西斯主导的樱花象征中缺席，但日本法西斯本身却可溯源至神牺牲的精神。或者说，法西斯思想是在自觉的对文化符号的创造中，一种以复古为路径的再造。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这两本日本最原始的文献和官修国史，其中提出的神创论思想，即日本法西斯的神国思想的原始渊源。从古代的神创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西斯思想，其思想是不间断、一脉相承的。
幕府末年复古神道提倡的“日本精神”哲学，明治维新时诸多思想家宣扬的日本主义和皇国思想，也吸纳进法西斯思想体系中去。
樱花也是“大和魂”的修饰品——国家试图把现代军人以美学桥梁的方式等同于前明治时期上层阶级的武士。明治的武士构成了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他们滋养着精英文化，推动茶道、插花、禅宗和建筑等一系列艺术的进步。
这些***的武士在失败后为保全荣誉，从来不会在惨烈的打斗中死去，而宁愿在静谧的场所实施自杀——这样的自杀是高度美学化的仪式行为，死亡就如同绚丽的樱花飘落。
甚至，二战中神风特攻队的标志也是樱花（神风特攻队是按照"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的要求，对美国舰艇编队、登陆部队及固定的集群目标实施的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
▲日本神风特攻队的樱花特攻机
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中，校园歌曲与流行音乐注入了极权意识形态的再造：
1881年的校歌主题尚且是无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如“樱花开放在天皇的光荣时代”等歌词；
1883年，校歌与其他歌曲中“为国王和国家捐躯”的理念兴起，如日本音乐《皇御国》，用古典词汇建立对天皇的忠诚，并规定孝敬父母就是孝敬天皇；日本男人的职责是全心全意服务天皇；
1887年的幼儿园歌曲对江户时期的儿歌《数数歌》进行了改造：“樱花，樱花，甚至飘落时也是为了天皇”；
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放开缰绳，笼络对日本帝国主义持有异议的民众，“像樱花一样为天皇∕国家飘落”的象征开始在歌词中频频出现。
1894年，古典诗歌学者佐佐木信纲创作了长歌《征伐支那之歌》，提到了旭日下芬芳的山樱，以及日本人为国家或天皇的牺牲。
自然，在强权之下，社会也有反话语的诞生。但反话语的行为在当时是否深入人心，还应当保留意见。
总体来说，在樱花象征人的牺牲的时期，虽然象征内容与神话源头还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但日本人已完全用自发的思维去改造民族符号的形象，为国家利益服务了。
因此，樱花，代表着日本人的生命观，从象征人对神的崇拜开始，由圣入俗，最终在20世纪中期趋向象征极端的世俗权力。
这其中还交叉有平等观的变化、日本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两种观念的分裂与交融等细致的问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樱花符号的内涵愈加丰富，具有多义性与歧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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